美国媒体对中国的关注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美国媒体迅速将中国定位为意识形态的敌人。冷战期间，中国被描绘为苏联的盟友，军事威胁被反复放大。《国家评论》杂志的一篇社论甚至提出“炸掉北京”的极端主张，称中国比苏联更具危险性。

　　这种言论虽属少数，却反映了当时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敌意和恐惧。这种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缘政治的驱动，美国担心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会削弱其全球霸权。

　　进入21世纪，中国的经济崛起改变了美国媒体的焦点，全球金融危机后，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引发了广泛关注。

　　媒体开始将中国描述为经济竞争对手，聚焦其在贸易、科技和制造业领域的成就。这种叙事将中国塑造成一个“偷窃”美国经济利益的国家，引发了公众对全球化的不满情绪。

　　同期，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进步也成为媒体关注的重点，报道中常夹杂着对中国“窃取”美国知识产权的指责。

　　特朗普当选总统后，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，发起贸易战并在科技、地缘政治领域对中国施压。

　　美国媒体的报道随之转向，更多聚焦于中美的对抗。《》在2018年的一篇文章中将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战称为“新冷战”，分析了中国如何通过经济实力挑战美国的全球霸权，强调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性，同时警告贸易战可能导致双输的局面。

　　这种报道不仅强化了中国的竞争对手形象，也为美国国内的保护主义政策提供了支持。

　　新冠疫情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。一些媒体将疫情的责任归咎于中国，使用“武汉病毒”或“中国病毒”等词汇，引发了国际社会的争议。

　　福克斯新闻在2020年的多篇报道中反复使用这些词汇，试图将疫情与中国的治理模式挂钩。这种做法不仅加深了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敌意，也为中美关系的恶化埋下了伏笔。

　　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开始更多涉及人权问题，如香港国安法的实施，称其为中国“威权扩张”的证据。

　　2023年，《国家利益》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《地狱般的第三次世界大战：这是中美战争的可能结局》的文章，详细对比了中美在军事能力上的差距，指出中国在第一、二岛链地区的优势逐渐显现，同时警告中美冲突的风险正在上升。

　　文章虽呼吁双方通过军事威慑维持和平，但其耸动的标题和假设性推演无疑加剧了公众的紧张情绪。

　　2025年6月，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进一步凸显了这种竞争与恐惧的双重叙事，指出中美贸易冲突已演变为对全球供应链的控制权之争。美国限制向中国出口用于喷气发动机和半导体的组件和软件，而中国则通过限制稀土矿物出口进行反制。

　　这种供应链战争不仅影响了航空、半导体等行业，还引发了华盛顿对更广泛冲突的担忧。文章提到，中国可能在制药或航运等领域施加压力，形成新的制约点。

　　皮尤研究中心在一份报告为这种媒体叙事提供了数据支撑，报告显示，56%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，33%认为其是敌人，仅9%视其为伙伴。与2024年相比，将中国视为敌人的比例下降了9个百分点，但中国仍被广泛视为潜在威胁。

　　这些数据反映了媒体报道对公众认知的深远影响，同时也显示了美国社会内部对中国的分化态度。

　　美国媒体对战争的担忧虽不直接，但通过报道中美在军事和地缘政治领域的竞争，间接强化了这种恐惧。

　　2025年，仍是媒体关注的焦点。《》在5月的一篇文章中称，中国在台湾海峡的军事行动日益频繁，军机和军舰的活动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。

　　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也在微妙变化，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，尽管中国仍被视为主要威胁，但将中国视为敌人的比例在2025年有所下降。这可能与媒体报道的细微调整有关，也可能反映了公众对中美关系复杂性的逐渐认知。

　　年轻人尤其倾向于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而非敌人，这或许为未来的中美关系提供了某种缓和的空间，但这种变化尚不足以扭转媒体主导的竞争叙事。

　　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充满不确定性，媒体在其中的角色既是观察者，也是塑造者。如果媒体继续以竞争和恐惧为主导叙事，中美之间的信任将难以建立。

　　中美在新能源技术领域的合作潜力，或在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中的协同努力，都是值得挖掘的议题。

　　无论是媒体、公众还是决策者，都需要在竞争与合作之间找到平衡点，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贡献力量。